这是一种有关对世界解释的理论问题。

易言之,对于英国议会而言,代表的观念是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其中的,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存在的王国政治实体,以及它能够被一个以某种方式组成的会议所代表(be represented)。由此,可以看到,英国议会与欧洲大陆王国封建会议的不同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这是因为它的前身——王廷大会议是同时穿着两双靴子走路的。

正如梅特兰所指出的,在此所发生的情况是,公共性权利义务与土地保有相联系的封建原则改变了古代民众大会的组织结构,使它从一个由自由人参加的会议变成了一个由自由土地保有人参加的会议[5]29。关键词: 英国议会 一元化机构 国家建构 王廷大会议 贤人会议 议会制度和普通法是英国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和宪治国家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支柱,戴西在19世纪将之归纳为英格兰政治制度的两件异彩:议会主权和法律主治[1]。卡斯蒂尔的国会是各个城市代表的集会而非全国性会议,国会最后的表决权不在于议员,而在于国会所代表的各个城市[8]199-200;尼德兰的等级会议实行的是一省一票的原则[8]132。[6] 佩利·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7页。一元化议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由于随时有可能就国王的行为受到议会的质疑,国王的官员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待职责的履行,尽量避免在任何环节出现可能的差错,议会成为大臣责任概念的催生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行政理性化[5]131-132。

国王独自掌握立法权,虽然立法要在高等法院经过登记才能生效,但只要国王(或总督)亲临法院,哪怕巴黎高等法院也只能服从。这并非封建的,亦非诺曼统治者从大陆带来的,而是诺曼征服者所继受的盎格鲁-萨克逊王国固有政制构造的一部分——尽管在征服之后它们具有了某些新的形式。对条文运用的权衡也是创造。

‘解释也不只是在寻找立法者的意图，好像立法只是努力在法律制定者和法律执行者之间沟通某种意图。众多立法者曾一度认为他们制定的法律无需解释，查士丁尼是这样认为的，《拿破仑法典》颁布初期的律师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缺乏自主性的理论，无论是所奉行的法治还是法学原理与概念都属于舶来品。哈贝马斯认为，司法者在解释法律的时候会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向度：一方面，现行法律确保以国家制裁为后盾的行为期待的落实，同时确保法律的确定性。

现在，很多人为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法学流派而惋惜。得到超出成文法范围之外的正确判决或者是正确的行政法令的任务在本质上与在宪法的框架内创制正确的成文法是一样的任务。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认为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成是修辞—即说服当事人的过程。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先人们就在探讨言、意之间的辩证关系，如言外之意、言内之意，乐见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这是法律解释者应该遵守的原则。法律作为一般性的规定，如果不遇到案件，解释不会产生司法上的意义。

在案件与法律之间进行目光往返的审视，也不一定获得一致的答案和唯一正确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总是会有疏忽，而且更重要的是预见将来的所有情况是极其复杂并且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不断地解释，寻求可接受的答案。在西方人看来，我们的思维是矛盾的，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在理解这些来自于西方的法治理念的时候处处都存在着变通，经不起形式逻辑的推敲。

我们看到，法律教义学是西方法律解释学的主流，但事实上我们的法学研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这一限制。即说明的逻辑与调查研究的逻辑不相同。

从近200年的法学发展来看，这几个学派作为指导解释法律的理论，其领导地位此消彼长、各领风骚。但我们既然选择了法治，就不能因为社会的变化发展而放弃法治。

[33]［德］萨维尼·格林：《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34]参见孔祥骏：《论法律解释的基本特征》，载《判解研究》2004年第6期。人们之所以相信法官是法律意义的宣示者，是因为法官和大多数人的思维一样，都想把不受欢迎之决断的责任塞给其他人。造法不是司法者的任务，其不仅可能会破坏法治的统一，而且还可能会引发出坏的法律。[45]这种严格缩小解释领域的做法，对维护法律的安全性有积极意义，但非常容易出现机械司法。法律解释的能动性来自于人的能动的本质。无论是否公开承认，传统法律理论所做的努力维系的正是此假象。

换句话说，他们把司法领域中能否实现法治的责任交给了法官。三是不顾逻辑偏执于某一专业的解释。

规范法学倡导法律人应该坚持独断性地解释法律，探究只是辅助性的。了解这一背景，我们就能够理解很多在形式逻辑上看来有矛盾的口号或者原则，为何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

现在，法治所需要的、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分析性文化还没有被普遍认同。[15]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法律解释的原则与方法发展得越详尽，似乎就越没有多大用处。

这样法律解释就处在克制与能动立场的辩难之中，遂成了永恒的法学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法律解释具有创造的属性，但是不能完全超越所解释的对象，否则就不是解释而是真正的创造，法治就可能成为泡影。但是，我国大陆多数成文法律的历史都比较短，当它还没有进人稳定期的时候，我们抛弃文本的权威，这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适应所谓社会的变化，但却是在它没有稳定的时候，其权威性就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但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有流传几千年并独立发展的传统文化，在人们无意识中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把解释领域界定为这样一个狭小的领域，解释者也可能面临着多种解释的可能。例如，法律解释的目的乃是为了弄清其含义，其特殊之处在于从秩序的原则上进行解释。

所以我们必须慎重对待合理性、恰当性、正当性背后的内容，而不是仅仅把西方法学的名词拿过来。[26]司法关涉智力，但更关涉权力。

法律解释常常可以适用注疏学的一般规则。解释的主要场域就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互动领域。

我们虽然主张克制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能动司法，但我们还是认为在法律解释的场域，即在法律遭遇案件时应该进行思维的创造。虽然我们知道，直觉与理智是对同一思想历程不同阶段的把握，但是我国法治建设需要更多的理性解释方法。[43]这是一种能动积极的解释姿态，能够适度扩大法律的范围以使法律能够适用于更多的案件。对于法治所需要的思维，概念法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即法律解释的功能在于对既存法律的发现，[9]这种对确定的幻想是传统法治理论孜孜以求的理想。

五是过度解释的总特征即强调所有的法律规定都需要解释，把解释一词的意义完全哲学化，脱离了语词的日常含义。在一般情况下，法治要求人们解释法律的时候不要受太多的外界干扰。

但是并非人的本质和欲望都符合法治的要求，尽管我们倡导以人为本作为思考法律问题的指导，但总的来说，以人为本之人不是指每一个具体人的所有欲望，只有那些合理的、合法的愿望和要求才能作为人之本，个体的很多欲望恰好是需要法律和法治加以遏制的。仅仅用方法得出的结论不一定能让政治家高兴，也很难让许多激愤的心情恢复到常态。

但如果是科学意义上的创造却绝非易事。在有些人看来，有效力的法律解释实际上只是法官在确定法律的意义。